多年前的岐山街头，我们祖孙三代邂逅李正义先生和他的老伴李秀英女士，于是乎，双方开始握手寒暄，他们二位尊称先祖父“王老师”，我称呼李先生“李老师”，家父问候李秀英老师“李老师”，一时间，声声“王老师”“李老师”混杂着响在耳畔，让人难以分辨但又不失亲切热络。
文化馆是清水衙门，祖父乃享受副县级待遇的离休干部，平日里总是关心身边亲友的生活，犹记得老祖父微侧着头乐呵呵地问李先生：“现在工资能领多少?”李秀英老师闻言“噌”一下凑上前来，一脸严肃地回答：“我俩加起来跟您一个老汉还差一大截哩!王老师，你攒恁多钱赶老百年花不完咋办?啊不愁嘛?”惹得老祖父嘿嘿哈哈地朗声大笑起来!
其实，李正义老师两口子是我父亲正儿八经的老师，我当时之所以叫他老师，只不过循着文教界的惯常客套而已，真正领略到他耿直的秉性和宽厚的胸怀，并发自内心地视他为可敬可亲的师长，则已是他临去世前几个月的事了。
那时干休所的书房里，祖父文艺界和教育界的朋友常常来聊谈。尚在读书的我开始发表文章后，老人家便刻意让我参与到他们的交流中，藉此增长见识，开阔眼界，也顺便能得到他们的指导与点拨。
我的几十篇散文先后在国内报刊发表后，拟结集出个册子，祖父第一个想到了李老师，亲自打电话：“老李，孙子写了几篇作文，报刊也登了，想收拾一起印出来，打印稿给你捎过去，抽空给把把关，写几句话。”李老师大概平日里过目的文章成百上千，接触的写作者不计其数，遂在电话那头答应下来：“我先看看。”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还在睡着，电话铃响起，祖父接上后连连喊我，我忙拿起分机，电话那头，正是李正义老师略带沙哑的声音：“你是英辉?王英辉?你现在就来我家，我等你!”
干休所与文化馆也就两三百米之距，按照祖父叮咛的楼栋号，我十分钟后便站在了家狭小的客厅，戴着眼镜的李老师一边从圆桌旁站起，一边伸过双手来用力摇着，热忱而有力：“嗨，还个娃娃么，你爸是我的学生哩!”
局促不安的我，猜测不出他对一个毛头小子的习作的态度，便小心翼翼问他：“李老师，您看过了?”他声音特别洪亮、特别干脆、特别自信：“头一篇《故园情结》刚读罢，我心里就已经有畔畔咧!你看，我一口气就写了个短序么。”捏过手稿，字迹工工整整但右半段齐刷刷向上倾斜，太有个性了。
我看到，第一句话竟然写着“王英辉是岐山地区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青年。”我大吃一惊，虚汗直冒，连忙说：“这话不敢当!太大了，太高了，李老师。”
他蹙着眉头，侧着脑袋，用笔“当当”敲着桌上的纸，严肃地反问：“咋不敢?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枉活百岁!我看文字哩，不看人……”
我顺着他的示意，忐忑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，听着他一口岐山话激动地朗读着我认为太言过其实的话语。
最后，他盯着我来一句：“咋个项?”我明知他一番深意在鼓励、在提携、在引领，虽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拜受，不敢反驳的我，惭愧地点着头表示服从。
第一回见面，我就领教了他的机智与幽默，我说：“李老师，您是马家人，咋个姓李嘛?”他不假思索，眨巴着眼睛回击道：“你是姜家沟人，啊你为啥姓王呀?”
陪着我下楼来，李老师站在文化馆大院的花坛旁就扯着嗓子吆喝起来：“文全，文全!”西边三楼一间宿舍门前的白门帘挑起，一个微微有点自来卷的青年人一手掂个锅铲，向栏杆外伸出头“哎……哎”的大声回应。“给娃画个封面，甭忘了!”李老师仰着头叮咛着，一脸笑容的郑文全老师豪爽地表态：“么麻达，李老师!”
如今，开会碰到已两鬓染霜的郑老师，我每每会想起当日白门帘后的他，那是多么年轻英俊的一张面孔呀!岁月不居，流年似水，二十年，弹指一挥间呐!
祖父趴在书桌前一字一句读完李老师的序文后，卸下眼镜悠悠说道：“还是这么直么!这是老李的语言，老李的腔调，老李的风格!”
一个月后，拿到样书的李老师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印得很清新，回头我去学校给学生演讲辅导，非得拿《桃花悄悄红》当范本!我昨儿个给赵智宝也说过了，这两天的新闻，他们会安排报道，十几岁娃娃出个书，这是个好事么，你到时候可要注意收看咯!”新闻我很快就看到了，巨涛兄字正腔圆地播诵着：“我县青年作家王英辉的散文集《桃花悄悄红》近日出版……”而悄然托举起一个初涉文学圈小不点的他，此刻，却因咳嗽不断而重重倒下了!
闻知他身患肺癌的消息后，我当即前往探视，门外，我听到约请去的大夫给李秀英老师交代着注意事项，大概是什么中药怎么熬，汤药怎么服用云云……大夫出门我进屋，侧卧着的李老师气色尚好，但消瘦得厉害，定睛看见是我，他高兴地喊着：“啊呀，是英辉来咧么!”挣扎着用胳膊肘支撑着坐起来，摁都摁不住，台灯旁搁着一张名片，“徐岳”，他看见我盯着名片读，疲惫地说：“唉，我这一病，把老朋友都惊动了，你徐老师两口子专门回来看我咧!”
他没有向我诉说他得的什么病，有多么难受，怎么治疗的，只是遗憾地一再给我说：“我还有一本报告文学集，采访大纲都列好了，等秋凉了就弄，到时候，你可得给我帮忙哇!”歇口气，他又说：“等我好了，把王德省叫来，你一定要认识认识老王，才酥很;还有祝家巷的祝喜堂，一个农民么，把文章都发到了《南方周末》上啦!你年轻不知道，咱这地方，残活人有哩，人不服人是假的!”
我安慰他说：“别想那么多，等您好了，我们一起大干一场!”，不曾想，此话一出，他两眼发光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对，对，等我病好了，可要弄他几本书出来，以前印的那集子，总有缺憾么!”
63岁的李正义老师，没有等到身体康复的那一天，也没有再次握着笔写他深爱的文字，更没有看到自己下一本书的出版，他，猝然倒在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秋天里……
作为享誉三秦的全省优秀民间文艺家，李老师从没有创作上的优越感，相反，面对一个小他四十多岁的晚辈，曾发自肺腑地对自己做了这样的定位：“我的民间文学作品，总是艺术性不强，属于大众化的通俗语言，缺乏你们纯文学作品的美感!”当然，这是他从不沉浸在荣誉簿上自满自足的谦辞，更是他行文数十载积淀下的良好涵养。
人生没有假如，生命没有重来，一个人的文字，不求哗众取宠、
昙花一现的华美外表，而贵在经历了十年二十年的时光检验，依然富有蓬勃强劲的生命力，依然被人深深喜欢并广泛传播，那么，他才不愧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、文艺家，辞世已整整二十个年头的李正义老师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!他永远活在鲜亮的文字里……